早在1996年，互联网先驱、电子前沿基金会（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，简称EFF）创始人约翰·佩里·巴洛（John Perry Barlow）就关注到人们理解数字媒体的不同态度，并将其视作“原住民”（natives）和“移民”（immigrants）之间的差异。按照巴洛的说法，日益升级的新技术总是在引发代际差异，成年人永远追在孩子们的后面，因为后者在数字媒体中浸润成长，是数字文化中的原住民；与此同时，前者则永远摆脱不了局外人的身份，只有不断努力，才能以移民的身份融入不断迭代的技术世界。 2001年，马克·普伦斯基（Marc Prensky）发表“数字原住民，数字移民”（Digital Natives, Digital Immigrants）一文，用上述这组概念讨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数字素养差异。就21世纪的学生而言，他没有沿用“网络世代”（Net Generation）或“数字世代”（Digital Generation）的说法，而是干脆直接将其称作“数字原住民”，因为电脑、电子游戏和互联网等数字语言已经成为他们的“母语”（native language）了。至于那些未曾在数字时代出生成长的成年人来说，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才痴迷于数字媒体，通过学习进而掌握了相应的数字语言，成功拿到了数字王国的绿卡，跻身于“数字移民”之列，也不算落伍。
当然，也有人对数字素养一无所知，而且也不愿意去学习这些新的数字语言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韦斯莱·弗莱尔（Wesley A. Fryer）意义上的“数字难民”。在弗莱尔描绘的数字图景中，人们以数字素养水平为标准，被划分为数字原住民、数字移民、数字窥视者（digital voyeurs）和数字难民四个主要阶层。
著名游戏主播雪莉（Shirley Curry）就是典型的例子。这位80多岁高龄的老奶奶不仅是《上古卷轴5》等硬核游戏的玩家，而且还在国外视频分享网站上开设自媒体频道，已制作并上传了几百部游戏视频。再如美国知名游戏学者、语言学家詹姆斯·保罗·吉（James Paul Gee），他出生于1948年，经常开完笑自嘲是发量少年纪大的老者。诚然，他肯定不算是“数字/游戏原住民”，但亦不同于那些出生在“婴儿潮”（baby boom）时期的同辈人，恐怕后者中不乏“数字/游戏难民”。一旦读过吉教授的《游戏改变学习：游戏素养与未来教育》（What Video Games Have to Teach Us About Learning and Literacy，以下简称“游戏改变学习”）一书，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位“不走寻常路”的学者，其数字身份是变动的。最初，他是初识计算机技术的“数字/游戏窥视者”，虽然不玩游戏，但也不像其父亲那样认为玩游戏是浪费时间。后来，他受到儿子山姆的启发，不仅成为积极参与游戏社区的游戏高手，而且还通过自己的游戏体验完成了这本重要的游戏研究著作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数字/游戏移民”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他一直致力于推动和普及游戏素养的研究及应用，倡导游戏对社会的积极作用，因此又发挥着“数字/游戏桥梁”的作用。
游戏素养：游戏文化的数字桥梁
素养一词源于英语，有名词和形容词两种用法。就名词“literacy”（素养）而言，它最早于1883年出现在英语中，指“具备识字的素质或识字状态”（the quality or state of being literate）。至于形容词“literate”（有素养的）一词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中世纪英语，其字典释义为：1. 受过教育的，有文化的；2. 具备读写能力的；3. 具备某种知识或能力，如计算机素养。 不难看出，广义上的“素养”一词与知识能力相关，指向某种技能，如音乐素养、科学素养等。
想要深度阐释游戏，评论者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。例如国外学者金德（Marsha Kinder）在其著作《电影、电视和电子游戏中的权利游戏：从<布偶娃娃>到<忍者神龟>》（Playing with power in movies, television, and video games : from Muppet Babies to Teenage Mutant Ninja Turtles）中讨论了电子游戏与性别、种族和阶级的关系，并对游戏文本进行了典型的精神分析式解读。该作者指出，当时的游戏设计者往往将受众锚定为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玩家，孩子在游戏中获得了虚拟的成长体验，通过击败游戏中的父辈角色，想象性地消解了他们的恋母情结，最终增进了父子感情。再如加拿大游戏学者米娅·康萨尔沃（Mia Consalvo），她在《作弊：在电子游戏中获得优势》（Cheating：Gaining Advantage in Videogames）一书中援引布尔迪厄的“文化资本”概念，将玩家的作弊行为理解为“游戏资本”，由玩家、游戏公司、游戏产业等多个群体共同构建，具有复杂流通的过程；印度学者苏维克·穆克吉（Souvik Mukherjee ）在《电子游戏和后殖民主义》（Videogames and Postcolonialism: Empire Plays Back）一书中，尝试在殖民/后殖民理论框架下，来理解印度的游戏文化。
相比而言，修改（mods，即modification）就简单多了，它是一种面向普通玩家的游戏修改程序。金山软件公司出品的金山游侠就是一款这样的游戏修改工具，玩家可以通过它来截屏、修改游戏、查看游戏攻略。再如国外玩家布莱特·渡边（Brett Watanabe）曾将《侠盗猎车手Ⅴ》（Grand Theft Auto V）（2013年）中的玩家角色修改成一头鹿。最成功的游戏改写，当属MOBA游戏的经典地图。1998年，暴雪娱乐（Blizzard Entertainment）发行新作《星际争霸》（StarCraft），同时还推出了“星际修改器”（Star Edit），以供玩家自主设计游戏地图。其中，名为“Aeon64”的玩家设计了一款包含三条战斗路径的地图，名为“永恒冲突”（Aeon of Strife），这便是MOBA游戏地图的雏形。后来，玩家“ Eul ”将“永恒冲突”修改并移植到《魔兽世界》（World of Warcraft，2004-）中，将其命名为《守护遗迹》（Defense of the Ancients，简称为 DotA）。经过美国游戏设计师菲克（Steve Feak，游戏昵称为“Guinsoo”）的进一步完善，该地图成为MOBA游戏的主要布局形式。2009年，菲克为拳头游戏设计了《英雄联盟》，搭载个人电脑平台，将此类游戏正式命名为MOBA，并为其构建了成熟的世界观和玩法系统。
在《游戏设计基础》（Rules of Play: Game Design Fundamentals）一书中，作者凯蒂·萨伦（Katie Salen）和艾瑞克·齐默尔曼（Eric Zimmerman）指出，玩游戏（play）是“在一个较为严谨的结构中进行自由活动”。之后，齐默尔曼在“游戏素养”（Gaming Literacy）一文中强调，玩游戏不仅意味着遵循游戏规则，而且还包括打破规则，去修改、甚至重新定义游戏规则，心怀游戏的态度（ludic attitude），世界上的诸种结构皆可游戏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游戏素养意味着主动且具有批判思维的游戏体验。虽然制作游戏有不同程度的技术壁垒，但评判游戏好坏却不是难事，只要找到有效的游戏评论范式。
波德里亚曾讨论过“劳动时间”与“自由时间”。前者是现代社会的产物，用于出卖和转让，天然带有“不自由”的标签；后者则指向休闲，将“时间”变成可供个人支配的私有财产，似乎是“自由”的象征。然而，波德里亚犀利地指出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倾向，即“自由时间”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被“购买”及“消费”。在MOBA游戏中，玩家的自由时间成为一种“可盈利的资本”，亦是一种“潜在的生产力”。换句话说，玩家在游戏中投入时间休闲娱乐，实际上只是帮助游戏公司维持了产品的DAU（Daily Active User，即每日活跃用户数量），这是网络游戏得以吸引玩家的重要元素。因此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在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的游戏中，玩家通过耗费时间将资本转化为利润，而获益的一方永远是游戏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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